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要怎样量刑 (一)

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要怎样量刑

答针对损害商业信誉与商品声誉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明确的规制。根据第二百二十一条的规定，若个人或组织捏造并散布虚假信息，意图破坏他人的商业信誉或商品声誉，且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出现其他严重情形，将面临二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拘役。

量刑标准的设定旨在对违法行为进行惩罚，同时起到震慑作用。在此过程中，经济损失的大小及行为的社会影响是考量量刑的重要因素。此外，若行为人主动赔偿损失并积极改正错误，法院可能会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减轻刑罚。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罪名的构成要件要求行为人必须具备捏造并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且该行为须对被损害者的商业信誉或商品声誉产生实质性的负面影响。同时，造成重大损失或出现其他严重情节是判定罪名成立的重要条件。

在实际司法实践中，法官会根据具体案情和证据，结合罪名的构成要件和量刑标准，依法作出判决。这一过程需要综合考量多个因素，确保判决既符合法律规定，也体现公平正义的原则。

谁帮我解释一下刑法中关于绑架的定义。 (二)

答绑架罪的构成要件是： 1、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人身权利。因为行为人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对他人实施绑架，直接危害被害人的生命健康。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常常以危害被害者相威胁，迫使其家属交付赎金；在绑架过程中，被害人往往受虐待、重伤甚至惨遭杀害；还有的将被害人危害后再勒索财绑架吴若甫案主犯被判死刑物。立法者将绑架他人的行为放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这一章中，表明强调的也是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这种犯罪实际上就是旧社会甚为猖獗的“绑票”行为，新中国成立后已经绝迹，近些年来又重新出现，并有发展的趋势，对社会危害极大。为了有力惩治这种犯罪，刑法将绑架行为单立为罪名。犯罪对象是“他人”。“他人”既包括妇女、儿童，也包括妇女、儿童以外的人。 2、客观方面表现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的方法，绑架他人的行为。“暴力”，是指行为人直接对被害人进行捆绑、堵嘴、蒙眼、装麻袋等人身强制或者对被害人进行伤害、殴打等人身攻击手段。“胁迫”，是指对被害人实行精神强制，或者对被害人及其家属以实施暴力相威胁。“其他方法”，是指除暴力胁迫以外的方法，如利用药物、醉酒等方法使被害人处于昏迷状态等。这三种犯罪手段的共同特征，是使被害人处于不能反抗或者不敢反抗的境地，将被害人非法绑架离开其住所或者所在地，并置于行为人的直接控制之下，使其失去行动自由的行为。法律只要求行为人具有绑架他人其中一种手段就构成本罪。 3、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关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岁的人对本罪是否应负刑事责任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由于这种犯罪的“危害性特别大，凡是年满14岁并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构成① 。我们认为，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岁的人，如果仅参加了绑架的行为，但未参与杀害、伤害被绑架人，没有实施刑法第十七第二款规定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行为，该未成年人对这种绑架行为不负刑事责任。但应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如果在绑架过程中实施了杀害或者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被绑架人的，则应按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4、主观方面由直接故意构成，并且具有勒索财物或者扣押人质的目的。“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他人“，是指采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的方法，强行将他人劫持，以杀害、杀伤或者不归还人质相要挟，勒令与人质有关的亲友，在一定期限内交出一定财物，”以钱赎人。这里的“财物”应从广义上理解，不局限于钱财，也包括其他财产利益。“绑架他人作为人质“，是指出于政治性目的，逃避追捕或者要求司法机关释放罪犯等其他目的，劫持他人作为人质。

[编辑本段]“绑架罪”的量刑分歧

一般从司法实践来看，在对绑架罪的犯罪构成特征、情形的认定和量刑尺度的把握上存在着较大分歧或困惑，主要表现在：一是非典型绑架罪与典型绑架罪之间法律的界定，比如勒索型绑架罪与索债型非法拘禁罪和敲诈勒索罪之间的法律界限问题；二是量刑困惑。由于对绑架罪的立法本意涵盖的内容在执行理解上有较大偏差，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导致两个极端，要么在十年量刑，要么就按免予刑罚处罚处理，中间未设过渡刑。两者量刑差距之大，导致司法裁决的混乱。因此，有必要对绑架罪的罪名涵义、犯罪构成要件及其本质特征、罪与刑的冲突等问题加以探讨和研究。

[编辑本段]关于绑架罪的立法涵义的理解

（一）从法条本身理解

绑架罪应当包括并列的两种情形：一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而绑架他人的行为，二是绑架他人作为人质以达到绑架者的主观目的行为。"劫持绑架人质"理所当然地包括在此定义之内，"勒索钱财"这个犯罪目的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主要界限，行为人主观目的的内容对于确定绑架罪起着决定性的意义。

（二）从学理通说理解

在实践中，有的学者认为，如果立法者试图用列举方式穷尽勒索手段是不现实的。有的学者则认为绑架罪应当在立法体例上采用类似于《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款"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罪状叙述模式。由于"勒索"一词本身的内涵具有不确定性，且外延又不周密。无法用列举的方式加以穷尽。按通说来理解，绑架罪应当是指以勒索钱财或扣押人质为目的，采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劫持他人作人质的行为。这里的"其他方法"主要是指除暴力、胁迫以外的一切可能导致他人人身自由遭受程度严重的强制性限制的一切范围。笔者以为立法者关注的绑架罪的概念应当是指那些利欲熏心、图财害命或以杀害杀伤人质为目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该类犯罪往往表现为手段极其残忍，主观恶性程度极深，社会危险程度极大。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可以表明立法者极力规制的绑架罪的内涵囊括了现实中所有扣押人质的违法犯罪行为。

[编辑本段]关于非典型绑架罪的转化

绑架罪的典型特征就是行为人以扣押人质为手段，以杀伤人质为要挟，勒令在一定时间内交付一定数额的金钱或满足一定要求为条件以换取人质，因此它所侵害的客体既包括人质的人身自由，生命健康权，也包括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而在司法实践中，某些非典型的绑架罪在具备了绑架罪的基本构成要件时，也可以转化为绑架罪。实践中主要是指索债型非法拘禁罪的转化。由于我国《刑法》第238条规定："为索取债务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以非法拘禁罪论处"，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导致这样的错误认为，即基于索债为目的，均以非法拘禁罪论，正因为绑架罪和非法拘禁罪在客观方面均表现为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故非法拘禁罪也可以由"绑架"来完成①，二者在实践中极易产生混淆。

（一）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的学理界定

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在客观方面均表现为行为人以暴力、胁迫和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但在客观上的相似性并不能混淆两者之间的质的区别。首先，在主观上，表现为行为人主观犯意的目的和故意的内容不同。绑架罪的主观动机是勒索钱财或其他非法利益，绑架扣押人质只是实现主观目的手段，而非法拘禁罪主观意图就是为了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其次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对被害人人身自由限制性程度不同，使用方式方法（手段）也有差异。在绑架案中，行为人一般都采取超强度的暴力等手段，致使被害人不能反抗，无法反抗和不敢反抗，一般在被害人掳离住所置于偏僻荒野之处，给被害人的心理造成极大恐慌。而非法拘禁罪一般表现为行为人低强度限制人身自由。再次在案件发生的因果关系上，前者表现为行为人和被害人之间一般没有恩怨和其他往来，行为人的目的就是通过绑架的实施达到勒索钱财的目的，或通过扣押人质获取其他非法利益，而后者较多的表现为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因纠纷和其他利害关系而产生，在案发的起因上，被害人往往有过错。此外两者在责任主体的要求上和量刑上都存在很大差异。

（二）非典刑绑架罪的转化的司法认定

所谓转化罪指的是行为实施某种较轻的犯罪时，由于相关连带的行为同时又触犯了另一个较重的犯罪时，刑法规定以较重的罪论处。如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或死亡就属于这种情况。非法拘禁罪在具备某些条件时可以转化为绑架罪。陈某先后三次借5000元钱给吴某用于生意经营，并约定还款日期，到期后陈某多次向吴某索款未果，遂生扣押吴某儿子以索取债务之念头，陈某将吴的儿子劫持到一住所内，用电话勒索吴人民币40000元，声称如不交付算数赎金即行撕票，吴报案陈被抓获。从该案例看，陈的行为开始属于典型的扣押人质以索取债务，但陈除了索取与吴本身的债务关系外，又转念向吴勒索40000元，至此，陈的主观犯罪故意的内容已发生变化，其行为具有以勒索钱物为目的的绑架罪构成的全部要件，法院最后以绑架罪判处其十年徒刑。 这里有立法者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索债型非法拘禁罪转化为勒索型绑架罪的情形认定。以索取债务为目的，勒索多少数额的钱财，即可转化为绑架罪的问题②，这种是基于犯罪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明确情况下的罪刑转化。二是如何解决债权债务不明情况下，索债型非法拘禁罪的转化问题。笔者认为，考察该罪的转化，既要考察行为人主观直接故意的内容，审查其犯罪的目的和动机是否出于勒索钱财为目的，又要考察该罪转化的范围和条件的特定性，也就是行为人是否已具备了绑架罪构成的全部要件，而不能简单的以结果论，即必须将主观目的、犯意的内容与客观方面的行为相结合来综合评判。

[编辑本段]关于绑架罪的犯罪形态及罪数形态的评定

司法实践中，对于绑架罪的既遂及未遂的认定标准，行为人在实施绑架过程中致被害人重伤或死亡是否以数罪并罚论处历来有分歧。

（一）绑架罪的既遂与未遂和中止

犯罪既遂是指某一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实践中，有的人认为只要绑架行为实施完成，即构成犯罪既遂，也有人认为应当以是否实际取得财物利益或其他非法利益为判断既遂行为的标准。笔者认为，评判既遂未遂不能简单地从犯罪行为的客观表现形式上机械地分析，绑架罪客观行为应当视为单一行为而不是双重行为，应当以绑架行为是否已实际控制了被害人质，并将其置于自己实际支配之下为标准，如果行为只实施了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并未对人质的人身实际控制，不构成既遂，那种以是否实际取得钱财或其他非法利益为客观评判标准是简单的结果论。王某因赌博输了钱，就产生绑架小孩A的念头，一日上午将A绑至一偏僻的旧房内，要求A的父亲送5万元钱。后见A苦苦哀求，王将小孩放掉。对此案的犯罪形态的认定直接关系到王的量刑，有人主张绑架既遂，有人主张绑架未遂，还有主张绑架（中止），这样偏差缘于对绑架罪既遂的标准的不同理解。很显然，王某在实施绑架行为以后，由于自动放弃继续勒索行为，结束控制被害人处于的不法状态，应当以中止犯论处。

（二）绑架罪的罪数形态问题

从司法实践分析，绑架罪罪数形态的认定主要存在于以下二种情形：一是在绑架罪实施过程中又犯其他罪刑，二是实施组织罪行为过程中又犯绑架罪的，本文仅就第一情形加以探讨。我们知道绑架罪侵犯的是复合客体，犯罪行为人侵害的不仅是被害人的人身健康，有时还涉及到生命及健康权。 1、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情形。犯罪分子在绑架行为实施过程中，除了非法劫持人质剥夺其人身自由权，有时还造成被害人重伤和死亡结果的发生。是否定绑架罪和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实行数罪并罚？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下，不应按数罪并罚来处理，行为人实施绑架致人重伤、死亡结果的发生有时并不是犯罪分子追求的结果，而是绑架行为的连带行为，这种严重的法律后果并非出于行为人主观上的两种独立的犯意，也非两个独立行为，刑法理论上称之为想象竞合犯，即行为人出于一个故意，实施一种行为"绑架殴打致人重伤或死亡。"结果触犯数个不同罪名，是想象的数罪而不是实质数罪，应当择一重罪处断，以绑架罪结果犯量刑处罚。因为重伤或死亡作为绑架罪判处死刑的法定情节，作为包容犯可作绑架情节从重处罚③。 2、绑架人质同时劫取财物。关于这一点理论界分歧很大。行为人A绑架被害人B之后，同时又劫走B身上人民币3000元。某法院以绑架罪情节从重处罚，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对此笔者持有异议。理由有：（1）从主观目的内容看，行为人绑架被害人是出于勒索钱财为目的，在未抢劫被害人钱款之前，其目的具有单一性，见被害人钱物后，又采取暴力、胁迫等手段劫走现金3000元，符合我国刑法关于抢劫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应该将绑架行为和劫钱行为看作是在两种不同主观意识支配下的两个独立犯罪行为。（2）刑法关于绑架罪和抢劫罪并未规定两者可以相互吸收和包容。（3）对已满14岁未满16周岁这一年龄段犯绑架罪，一般情节未规定负责刑事责任，可定抢劫罪以解决这一责任或缺的问题。综上所述，应定绑架罪和抢劫罪，实行数罪并罚④。 3、绑架杀害人质后又劫取财物。绑架杀害人质定绑架罪无疑，那么人质被害后，犯罪行为人劫走财钱是否应当作为绑架罪从重量刑情节考虑？抑或是一个独立的罪名？笔者认为，犯罪行为人杀人又劫财是出于两个犯意和两个行为，结果触犯二个罪名，应当以绑架罪和盗窃罪并处。

[编辑本段]刑事责任

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犯本罪的，处十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五年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犯前款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司法机关在适用本条规定处罚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是指由于在绑架过程中对被绑架人使用绑架罪漫画暴力或者进行虐待等导致被绑架人死亡，以及被绑架人在绑架过程中自杀身亡的行为。“杀害被绑架人”，是指在劫持被绑架人后，由于勒索财物或者其他目的没有实现以及其他原因，故意将被绑架人杀害的行为。 2、由于法律对绑架致使被害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立法上采用的是绝对确定的法定刑，而且是处死刑，因此，司法机关在适用时应当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严格掌握适用的条件。 绑架他人后，又实施故意伤害，故意杀人行为的，被绑架罪所包容，不单独定罪。如实施强奸等行为的，则应实行数罪并罚。

[编辑本段]关于绑架罪的罪与刑的冲突

综合我国刑法分则所有罪名中，严重刑事犯罪的量刑起点均是3年，唯独绑架罪是以10年为起点刑，且未设"情节严重"或"恶劣"的规定，这种"高下限，无上限"的立法量刑模式，即使在国外的立法中也不多见，足见立法者对绑架罪的社会危害性严重程度的关注。按照常规立法惯例，量刑幅度不宜过严窄，以便让操作者有足够的自由裁量空间利于操作，也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具体体现和要求，但绑架罪这种近乎严酷的量刑规定已让裁决者几乎没有回旋余地，这种罪与刑的冲突已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显现出来。 综合所述，评判绑架罪的犯罪特征及其量刑机制，绑架罪的立法缺陷是显而易见的，立法者关于绑架罪的本质指向主要是针对那些图财害命或扣押人质以达到明显不法目的犯罪类型，即针对犯罪手段极其恶劣（比如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绑杀撕票勒索钱财），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程度都十分严重的绑架犯罪。如果象两则案例中对绑架行为不分情节，社会影响等量刑要素，一概追求刑罚的公正性，那将导致罪刑相适应的刑罚基石原则的丧失。基于弊端，笔者认为，除提高绑架罪的立法技术外，对本文所涉及的罪刑转化以及罪刑不相应的问题在立法上加以规制，重置罪名和量刑规则。可增设对"犯罪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处罚原则，以利于罪与刑的相协调。

[编辑本段]认定绑架罪应当注意的问题

1、划清绑架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中绑架妇女、儿童的界限。这两种犯罪犯罪手段上都使用了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但有明显区别：一是犯罪的目的的不同。前者以勒索被绑架人的财物、扣押人质为目的，后者以出卖被绑架的妇女、儿童为目的。二是犯罪对象不同。前者绑架的对象是指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一切人，后者则仅指妇女儿童。 2、划清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的界限。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了因债权债务关系引起的“人质型”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案件，即以强行扣押“人质”的方式，胁迫他人履行一定行为为目的的违法犯罪行为。“一定行为为目的”，实践中大多是健债款，要求“以钱换人”。这种行为从形式上看与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行为很相似，但实质上有很大区别：第一，犯罪目的不同。前者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后者以逼索债务为目的，以扣押“人质”作为讨还债务的手段。第二，犯罪对象不同。前者以绑架的人自身完全无过错，而后者以绑架的“人质”大多自身有过错（如欠债不还），甚至有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也有的纯属索然无辜。因此，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非法拘禁罪的规定处罚。 3、正确 认定偷盗婴幼儿的犯罪性质。对于偷盗婴儿的案件，应当按偷盗婴幼儿的目的不同，分别定罪。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勒索财物为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应当以绑架罪定罪，并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鏀。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则应当以拐卖儿童罪定罪，并依照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4、划清一罪与数罪的界限。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将被害人杀害后勒索财物的行为，是定一个罪还是定两个罪，认识和做法都不一致。例如，被告人苏XX为勒索钱财，于1993年11月29日将其堂倒苏X（11岁）诱骗至偏僻无人处杀害，尔后向苏X的家长投送匿名恐吓信，勒索得款2万元。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绑架勒索罪，判处被告人苏XX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XX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对此案是定一罪还是两罪，看法有分歧。一种意见主张定绑架勒索一个罪。理由是：上诉人在绑架他人之后实施杀人的行为，属于“撕票”行为，可作为绑架勒索罪中“情节特别严惩”的行为予以从重处罚。另一种意见主张定绑架勒索和故意杀人两个罪，实行并罚。理由是：“撕票”是指行为人勒索财物未逞后杀害“人质”的行为。而本案上诉人在勒索财物之前就杀害了“人质”，杀人是为了灭口。上诉人实施的杀人行为与绑架勒索行为，如同在抢劫过程中行为人为灭口又将被害人杀害一样，是出于两个故意，触犯了两个罪名，故应定两个罪。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高铭暄:刑法每次修订都见证社会进步民检察院在《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只规定了绑架勒索罪的客观方面是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劫持他人的行为，而不包括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在内。我们赞同前一种观点。第一，行为人绑架他人的目的虽是为了勒索财物，但这种犯罪侵犯的不仅是被害人的财产权利，而且首先侵犯的是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包括健康和生命权利，所以台湾刑法又称此种犯罪为“掳人勒赎”罪。第二，使用暴力、胁迫的手段绑架他人是本罪在客观方面的重要特征。使用暴力、胁迫手段所造成的后果，就包括在绑架“人质”过程中可能导致“人质”死亡，或者出于灭口等动机将“人质”杀害在内，所以这种犯罪的人身危险性很大。第三，本罪在主观方面的故意 。但这种故意属于概括的故意，既包括勒索财物的故意，也包括危害“人质”的故意，而不仅仅是勒索财的故意。概括知音的犯罪对象是不确定的，它只要求行为人对犯罪的事实有概括的认识就可以构成故意犯罪，并不要求行为人明确犯罪结果发生有什么对象上。第四，鉴于绑架勒索罪的社会危害性很大，因此法定刑很重，起刑点就是十年；“情节特别严重的”则处死刑。将“人质”绑架并加以杀害，就属“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之一。至于是在勒索财物以前还是勒索财物未逞之后将“人质”危害，属于犯罪的具体情节，并不影响犯罪性质的认定。所以，不能以行为人“撕票”前后杀害“人质”，作为认定一罪与数罪的标准。此案虽然发生在1997年刑法修订前，适用的是《决定》，但理由是一样的。且1997年刑法已将“情节特别严重”具体改为“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既明确，又便于操作。因此，对于既绑架他人，又将被绑架人杀害的，只能定绑架一个罪，不能定绑架和故意杀人两个罪，实行并罚。 5、正确掌握绑架罪的既遂标准。绑架罪的既遂，应以行为人是否将被害人劫持并实际控制为标准。即行为人只要实施了绑架他人的行为，就构成绑架罪的既遂，而不是以勒索的财物是否到手或者其他目的是否达到为标准。如果由于被害人的反抗或者他人及时进行解救等客观方面的原因，使绑架没有得逞，因而未能实际控制被害人的，则构成绑架罪的未遂。 6、抢劫罪与绑架罪的区别。所谓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立即夺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而绑架罪，是指以勒索财物或者扣押人质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绑架他人的行为。抢劫罪与绑架罪的区别在于： （1）主观方面故意的内容不完全相同。前者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后者有的以勒索财物为目的，有的以扣押人质为目的。 （2）犯罪的方式不同。前者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将财物劫走；而后者则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他人，尔后向被绑架人的亲属勒索财物或者向有关方面提出非法要求。

我是穷学生，花100块钱在自行车二手市场买了辆好漂亮的新车，被公安逮到。 (三)

答摘要：收购赃物罪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收购的行为。“明知”包括“确知”与“可能知道”两种认识状态，其罪名的成立依附于“本犯”行为的罪名是否成立。

关键词：收购 赃物 认定 现状 建议

一九七九年刑法未将收购赃物罪作为一个单独的罪名，而是与销售赃物罪一起纳入销赃罪范畴，然而收购赃物与销售赃物毕竟是二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司法实践中越来越感觉二种行为同一罪名的不切合性，且销赃罪是指明知是赃物而代为销售的行为，将“收购”作为“代为销售”来处理，未免牵强附会。因此一九九七年刑法将收购赃物罪与销售赃物罪并列规定，表明现行刑事立法不再将收购赃物视为销售赃物的一种形式，而是独立于销赃罪之外的单独的赃物犯罪行为，是一九九七年刑法销售赃物罪的重大补充和修改，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下面，笔者就收购赃物罪的有关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

一、收购赃物罪的法律特征

1、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包括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和他人的财产所有权。首先，收购赃物罪的犯罪对象是赃物。赃物是证实犯罪、揭露犯罪的重要证据，收购赃物犯罪对之进行收购，使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及时侦破构成阻碍，为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创造有利条件，妨害了司法机关对刑事犯罪的追究，挠乱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其次，收购赃物犯罪针对赃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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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赃物无法及时返还被害人，从而侵犯了他人财产所有权。因此收购赃物犯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次要客体是他人的财产所有权。

2、本罪的犯罪对象，收购赃物罪的犯罪对象是他人犯罪所得的赃物，如何理解“犯罪所得的赃物”中的“犯罪”，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里的“犯罪”应限于法律规定的具备犯罪构成的犯罪，另一种观点认为，“本犯”之“犯罪”，只要具有违法性即可，不一定需要责任。因此，欠缺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违法行为所得之物，也应视为赃物，因犯罪但具备处罚阻却事由而未实际受到处罚之行为所得之物，亦是赃物。①笔者认为，从该条条文本身的规定和刑法上的“犯罪”概念考虑，对这里的“犯罪”应作严格解释，即先前的行为必须构成犯罪，后续的收购赃物行为方能构成犯罪。这里的“赃物”必须是收购赃物行为人以外的他人犯罪所取得的财物，收购赃物行为人本人犯罪所得的财物，不能成为本罪的对象。

3、本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为将他人犯罪所得的赃物予以收购。所谓收购赃物是指有偿地获得赃物，包括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及买赃自用，情节严重的情形。

4、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凡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成为收购赃物罪的主体。但是，从刑法理论上分析，由于收购赃物罪是由其他犯罪所派生，而衍生该犯罪之本犯的行为人处理自己犯罪所得赃物的行为，为其先行的犯罪行为所吸收，是一种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因此，本犯之行为人就不能因为处理自己犯罪所得赃物而构成收购赃物罪。即收购赃物罪的主体只能是除本犯行为人之外的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5、本罪的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的。其故意的表现为“明知”，即行为人“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行为人“明知”与否是认定收购赃物罪是否成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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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赃物罪的认定

（一）如何认定罪与非罪的问题。

1、“明知”的确定。由于行为人对赃物的“明知”是认定其行为构成收购赃物罪的关键。因此，如何确定行为人的“明知”是司法实践操作的首要问题。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如何判断收购赃物罪中行为人主观上的“明知”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明知”就是行为人清楚地知道是赃物，即只能是行为人对赃物的确定性认识，对赃物的不确定认识不能视为“明知”。另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对赃物的“明知”只需认识到具有赃物的可能性，即“明知”包括行为人对赃物的确定性认识，也包括对赃物的可能性认识。②笔者认为，犯罪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本罪中的“明知”也包括直接故意的“确知”和间接故意的“可能知道”两种情况。因为，首先，从立法角度看，一九九七年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并未将间接故意排除在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犯罪主观罪过形式之外，如果对“明知”限制性地解释为“确知”，则与立法原意相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项规定：“认定窝赃、销赃罪的明知，不能仅凭被告人的口供，应当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予以分析，只要证明被告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或代为销售的，就可以认定。”这一司法解释就明确了“明知”的确切涵义。其次，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出于种种私心，放任、帮助犯罪分子逃避法律的制裁而买赃自用的情况突出。行为人购买赃物时，虽然并不确知是赃物，但根据当时的种种反常情况，如交易时间、地点、价格低廉、财物本身缺少合法证明文件，对方言语等都能让行为人作出判断，但由于贪图便宜，听之任之，仍将怀疑是赃物的物品买走。这种情形一般都应作为犯罪来处理。事实上，如果将“明知”限定为“确知”于举证不利，大多数罪犯不仅不可能供述自己确知，相反还会制造种种不知的证据与借口。行为人对赃物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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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只要认识到由犯罪所获得的财物即可，而无须知道赃物是通过何种犯罪，“本犯”及被害人是谁，在何时何地犯罪，赃物的种类与数量等细节。

2、关于收购赃物的情节。首先，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收购赃物罪的规定，没有犯罪情节或犯罪数额的限制，但收购赃物罪是一种派生性的犯罪，具有对“本犯”的依附性，确定该罪与非罪的界限，应以“本犯”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为标准，因此，收购赃物行为人即使收购多个不构成犯罪的“本犯”之赃物，由于“本犯”不构成犯罪，收购赃物的罪名亦不能成立。例如，某甲收购了某乙盗窃来的一部价值500元的自行车，某丙盗窃来的一台价值800元的电视机，某丁敲诈来的一块价值200元的手表，虽然某甲进行了这一连串的收购行为，但由于作为“本犯”的某乙、某丙、某丁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因此，某甲的行为不构成收购赃物罪。另有一种情形，就是“本犯”构成犯罪，但收购赃物行为人只是部分收购“本犯”赃物的，应视行为人收购的赃物数额是否达到了“本犯”所犯之罪的定罪标准。例如，某甲盗窃了一辆价值500元的自行车和价值2000元的手机，某乙将该盗窃来的自行车予以收购，某甲的行为显然已构成盗窃罪，但某乙的行为并不构成收购赃物罪。尽管某乙收购的是盗窃而来的赃物，但是否构成收购赃物罪的标准应随“本犯”的行为即按盗窃罪的数额标准定罪。其次，对于买赃自用的行为应视不同情形分别对待。《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买赃自用，情节严重的，以销赃罪论处。买赃自用是为了让自己使用而购买赃物，比为了出卖赚取利润而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收购赃物行为主观恶性更轻。因此，买赃自用须“情节严重”时才构成收购赃物罪，至于偶买或少量买赃自用的行为，属于《刑法》第十三条规定的但书情形，不能以收购赃物罪论处，而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罚款或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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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赃物罪与相关犯罪的区别

1、收购赃物罪与窝藏罪、包庇罪的区别。窝藏、包庇罪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住所、财物、帮助其隐匿或者作假证明予以包庇的行为。窝藏包庇罪与收购赃物罪同属妨害司法罪的范畴，具有诸多相同点：二者侵犯的客体相同，都是妨害了正常的司法秩序，给司法工作带来不利；二者的主体都是一般主体，只要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以成为犯罪主体，但“本犯”排除在外，单位亦不能成为犯罪主体；二者的主观方面都是故意，都有“明知”的主观故意在里头。二者的主要区别是：窝藏、包庇罪是对犯罪行为人的窝藏，即其犯罪对象是犯罪的“人”，而收购赃物罪是对犯罪所得的赃物收购，其犯罪对象是“赃物”而不是“人”。然而，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收购赃物行为人收购兼有犯罪工具属性的赃物，或者收购的物品中既有赃物又有犯罪工具，或者由于收购赃物行为本身具有违法性，收购赃物行为人为了逃避自己的罪责向司法机关提供假证明，存在隐瞒事实真相，为“本犯”的行为予以遮掩的情形，区分罪责具有一定难度。这些情形包括：

（1）行为人收购兼有犯罪工具属性的赃物。如甲先盗窃汽车，后又用盗窃的汽车作为抢劫的交通运输工具，某乙将这辆汽车低价收购。这辆汽车在本案中就同时兼有赃物和犯罪工具的双重属性，乙收购该汽车的行为就同时触犯了包庇罪的收购赃物罪二个罪名。对这种情形，笔者认为某乙虽然出于包庇某甲和收购汽车的两个犯罪故意，实施了一个收购行为，触犯了包庇罪和收购赃物罪二个罪名，应当成立想象竞合犯。想象竞合犯的处断原则为“从一重处断”，即按照其犯罪行为所触犯的数个罪名中最重的犯罪论处。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收购赃物罪的法定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而刑法第三百一十条对包庇罪规定了两档法定刑，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相比之下，包庇罪的法定最高刑重于收购赃物罪，因此，对于包庇罪和收购赃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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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象竞合犯应以包庇罪论处。

（2）行为人的行为对象中既有赃物又有犯罪工具的。如某甲骑自行车至某地盗窃了一台彩电，后某乙将该自行车及彩电一并收购。这里的某乙即收购了作为犯罪工具的自行车，又收购了作为赃物的彩电，也是实施了一个犯罪行为，同时触犯了包庇罪和收购赃物罪二个罪名，根据想象竞合犯的处断原则，对某乙应按包庇罪论处。

（3）行为人实施收购赃物犯罪且向司法机关提供假证明。有学者认为，对于这种情形，应分两种情况；一是以保护自己，保护赃物的目的，虽然在客观上也保护了“本犯”，但属于继续犯的从重情节而不能构成数罪；二是以对“本犯”和自身进行双重保护为目的，应以收购赃物罪和包庇罪数罪并罚。③这种情形的特点之一，在于行为人在实施收购赃物的过程中又提供了假证明以隐瞒赃物的真实来源，实际上实施了两个犯罪即收购赃物的犯罪行为和包庇犯罪行为，而且前一行为无法将后一行为包含在内。与此相关，支配这两行为的主观心理状态亦不同，一般而言可分为两种：其一，前行为的主观心理状态为直接故意，后行为的主观心理状态为间接故意；其二，前后两行为的主观心理状态均为直接故意。这两个不同罪过支配下的行为分别属于刑法分则规定的不同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行为，分别触犯了不同的罪名，因此，将这种情形视为继续犯，作为收购赃物罪的从重情节，不符合我国刑法界关于继续犯必须是一个犯罪故意实施一个危害行为的一般理论，因而不足取，这种情形的特点之二，在于虽然行为人实施了二个刑法分则规定的独立的犯罪行为，并且分别触犯了两个罪名，但这两个行为又基于一个最终的犯罪目的，而且行为人的两个行为都围绕着这一目的而实施，正因为如此，这两个行为之间具有内在的因果联系，相互依存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笔者认为，这一特点更符合牵连犯的特征。所谓牵连犯，是指行为人实施某种犯罪，而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的犯罪形态。这一情形中，行为人所实施的收购赃物犯罪行为与作假证明隐瞒赃物真实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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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而且两个行为又分别触犯了不同的罪名。因此，应成立牵连犯。根据刑法理论关于牵连犯“从一重处断”的原则，对于这种情形仍以包庇罪从重论处。

2、收购赃物罪与侵占罪、诈骗罪的区别。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一些“黑吃黑”的案件，即实施收购赃物行为的犯罪人为了将赃物无偿占为已有，抓住“本犯”行为人无法寻求司法保护，不敢声张的心理，向提供赃物的“本犯”行为人伪称赃物已被国家机关没收或遭抢劫、盗窃或其他原因灭失，继而达到无偿占有赃物的目的。

对这种情况的处理，刑法学界主要有二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构成收购赃物罪。理由是：行为人在自己的欺骗行为之前已经占有了赃物，其特征是交付行为在先，欺骗行为在后，欺骗行为与交付财物的结果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符合收购赃物罪的构成要件。另一种意见认为，此种行为构成诈骗罪。理由是：在这类案件中，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诈骗的目的和故意，“黑吃黑”案件中，行为人非法占有赃物，正是由其诈骗行为所产生的必然结果。④笔者认为，假称赃物灭失而非法占有赃物的“黑吃黑”案件的处理，应根据以下情形分别对待。

（1）行为人在“本犯”行为人实施犯罪之后答应收购“本犯”的赃物，但在“本犯”交付赃物后，产生无偿占有的念头，借故不付款，事后对“本犯”行为人假称灭失，从而无偿占有赃物。对于这种情形，笔者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同时构成了收购赃物罪和侵占罪二个罪名，应数罪并罚。理由是：其一，行为人先后产生了两个犯竟，即收购赃物的犯意和无偿占有的犯意，这两个犯意是先后产生的，互相独立的；其二，行为人实施了两个犯罪行为，即先收购赃物，但在收购赃物时因后一犯意的产生而借故拒付贷款，继而实施后一犯罪行为，谎称赃物灭失，达到无偿占有赃物之目的，这两个犯罪行为也是先后实施，相互独立的。出于两个不同的犯罪故意，实施了两个不同的犯罪行为，符合两个罪的犯罪构成。为什么说行为人的后一行为构成了侵占罪呢？因为，“本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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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行为并未改变财物的所有权，即“本犯”所得的赃物所有权仍属于“本犯”犯罪行为的被害人，因而，收购赃物行为人对赃物的非法占有仍是侵犯“本犯”犯罪行为被害人财产所有权的行为，收购赃物行为人的这种非法占有是基于非法占有仍是侵犯“本犯”犯罪行为被害人财产所有权的行为，收购赃物行为人的这种非法占有是基于“本犯”行为

人的“信任”而自愿交出赃物而行使的，符合侵占罪的特征。

（2）行为人在“本犯”行为人实施犯罪之后即起意非法占有“本犯”所得赃物，并在这一目的支配下，向“本犯”行为人假称愿收购其赃物，待“本犯”信以为真，“自愿”将赃物交付后，行为人通过谎称赃物灭失而非法占有赃物。对于这种情形，笔者认为构成诈骗罪，而不构成收购赃物罪。首先，“本犯”行为人向行为人交付赃物是由于行为人编造虚假理由欺骗的结果；其次，行为人将赃物占为已有的犯意是在持有赃物之前；再次，行为人向“本犯”行为人提出愿收购其赃物只是一种欺骗，目的是为了让“本犯”行为人相信自己，以致达到取得赃物的目的。因此，行为人的这种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特征，构成诈骗罪。

（3）行为人不知购买的是赃物，在交付贷款之前产生非法占有的目的，对“本犯”行为人假称灭失，从而将赃物据为已有，对这种情形，笔者认为只能以侵占罪一罪论处。因为这种情形中，行为人对购买的财物所具有的赃物性并不知情，因而主观上缺乏收购赃物犯罪的罪过，但由于行为人在交付货款之前产生非法占有的故意，并在此故意的支配下实施了侵占行为，因而就以侵占罪认处。

（三）收购赃物行为人与“本犯”犯罪人事先通谋的认定。

对于与“本犯”犯罪人事先通谋的收购赃物犯罪行为人不应认定为收购赃物罪，而应以“本犯”的共犯论处。这也是司法实践的一贯作法，并已得到有关司法解释的认可。《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三项规定：“与盗窃分子事先通谋，事后对赃物予以窝藏或者代为销售或者收买的，就以盗窃共犯论处。”最高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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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三日也曾作出明确的司法解释：“与盗窃、诈骗、抢劫、抢夺、贪污、敲诈勒索等犯罪分子事先通谋、事后对犯罪分子所得的赃物予以窝藏、代为销售或者收买的，应按犯罪共犯追究刑事责任。”

三、收购赃物罪的现状及立法建议

（一）收购赃物罪的现状

受利益驱动的原因，收购赃物罪在司法实践中是一种较常见的，多发性的犯罪。就我院近年来所审理的刑事案件中，40%的盗窃案、20%的抢劫案都衍生了一个甚至数个收购赃物行为。如被告人李某四个月内盗窃自行车五十余辆、除二辆自己用坏外，其余全部低价销出。再如被告人黄某、田某等团伙盗窃案，盗窃各类发动机十九台全部低价销给了各废品收购站。收购赃物的行为无疑为盗窃、抢劫等财产犯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必须给予有力打击，然而，由于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实际操作存在一定困难的原因，使该罪存在诸多弊端，主要体现在：

1、打击不力。这主要是基于收购赃物罪本身无情节、数额的规定而是附属于“本犯”的行为特点而产生的。由于收购赃物罪的成立基于“本犯”的犯罪行为成立，因此，许多行为人便钻了法律上的这一空子，他们或者大量收购不负刑事责任的人非法获取的赃物，或者广泛地收购“本犯”行为人非法获取但未达到犯罪标准的赃物，尽管他们收购的赃物累加起来数额大、情节严重，有些人甚至专门从事这一职业，但由于“本犯”不构成犯罪的原因，法律却不能对其定罪。这显然是对这种不法分子的放纵，对打击犯罪极为不力。

2、处罚不公。这也是由于收购赃物罪对“本犯”的依附性而产生的。例如，某甲抢劫了一枚价值600元的戒指，某乙予以收购，某乙构成了收购赃物罪；而某丙盗窃了一枚价值600元的戒指，某丁予以收购，某丁的行为则不构成犯罪。同样是收购赃物的行为，收购的是同样价值的赃物，然而，由于“本犯”行为性质不同，导致收购赃物行为人的性质亦不同，前者是犯罪行为，后者则只是违法行为。尽管“本犯”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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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程度不同，但就收购赃物行为而言，某乙和某丁的社会危害程度是一样的，不应存在不同对待的情形，否则违背了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二）完善立法建议

-根据收购赃物罪的特点，针对收购赃物罪存在的弊端，笔者认为，应从立法上解决本罪所存在的问题。首先，应确立该罪的独立性，去掉其对“本罪”的依附性，衍生性，作为一个独立罪名的收购赃物罪，应有其自身的独立性，而不应依附于“本罪”的成立而成立，在法条表述中可将“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中的“犯罪”改为“不法”。赋予其独立性则可避免一些不法分子钻法律空子，“违法”而不“犯罪”。其次，应将该罪纳入情节犯或数额犯的范畴，以避免同种行为处罚不同。收购赃物罪作为妨害司法秩序罪的范畴，应当由情节来确定其罪过的大小，同时收购赃物作为侵犯财产所有权的犯罪，应由犯罪数额来确定其罪过的大小，因此，对该罪的处罚应从情节和数额两方面予以考虑。再次，量刑上可以考虑两个档次，以区别对待收购赃物情节轻重的程度不同，收购赃物数额大小不同的犯罪。

参考文献：

①金子桐等著：《罪与罚——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理论与实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71页。

②赵秉志《妨害司法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页。

③史赞文《对窝藏、销赃罪几个问题的操讨》载《法学内刊》1998年第4期。

④周杰华《认定窝赃、销赃罪几个问题的操讨》载《法学与实践》1990年第6期。

刑法中的法定符合说和具体符合说的区别 (四)

答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个人想杀张三，但是开枪打死了李四。

用法定符合说分析，这个人主观上想杀的张三是个人，客观上杀了李四也是个人。两个对象都是人，在法定上是等价的。所以只要对这个人定一个故意杀人罪既遂就可以了。

如果从具体符合说来分析，就要从具体的犯罪来确定。那么这个人的犯罪就是一个对张三的故意杀人未遂＋对李四的过失致人死亡罪，两个罪数罪并罚。

法定符合说和具体符合说两个学说虽然确定的罪名不同，但是总的刑罚的量是的。

具体符合说，是指西方刑法学者关于在发生事实错误的时候，行为人在什么情况下应负犯罪既遂刑事责任的一种学说。主张行为人所认识的事实须与实际发生的具体事实完全相符，才负犯罪既遂的责任。如果行为人所认识的事实与实际发生的具体事实不相符合，应负未遂的责任。例如，甲将丙误认为是乙而加以杀死。其意欲杀害的乙与实际上被杀的丙在具体事实上不相符，所预期发生的危害结果并未发生，而对实际发生的结果，行为人并无故意。在这种情况下，甲对乙是杀人未遂，对丙的行为是过失杀人，两罪竞合，择一重罪处断。这一学说过于狭窄地认识构成要件的故意,在实际中并不适用。因此西方国家的刑法学者一般不采用此说。

看完本文，相信你已经得到了很多的感悟，也明白跟虽然两种罪名在构成要件和量刑标准等方面有所不同,但二者规制的对象都是自然人。这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了，如果需要了解其他的相关信息，请点击协律网的其他内容。